世界银行2006年首度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定义为“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”。这种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阶段攀升，不能够被重复使用。当进一步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，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的上限，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“停滞徘徊期”。
有些人据此认为只有在中等收入阶段存在陷阱，低收入就没有陷阱，会自然发展到中等收入，然后进入“陷阱”,但这是误解。事实上，在各种收入水平上都有陷阱。
世界银行2015年把收入分为高中低五等。按人均国民总收入，低收入为1025美元以下，偏低中等收入在1026-4035美元区间，偏高中等收入在4036-12475美元区间，高收入国家高于12475美元。
低收入陷阱更可怕，更普遍，“最不发达国家”的数量不断上升便是例证。1971年联合国把标准定为“人均GDP100美元以下，制造业比重低于10%，识字率20%”，当时共24国。1981年的标准是“人均GDP250美元以下”，有39国。1991年的定义为“长期遭受发展障碍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低，有严重结构性缺陷，人均GDP600美元以下,人口不超过7500万，实际生活质量指数(预期寿命、人均摄取热量、入学率、识字率等)不超过47点，经济多种经营指数(包括制造业、工业就业比重等)不超过22点”。基于此定义的升级版，联合国《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》共划定可获得援助、优惠市场准入、特别技术援助的48个国家。
所谓“发达国家”步入高收入阶段后，难道就没有“陷阱”了吗？当然也不是。
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,正是日本“雁形发展模式”失败的体现。这个理论把日本定位为亚洲经济和技术的火车头，从美国吸收技术向“亚洲四小龙”转移，再向东南亚转移，最后才是中国大陆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，日本丧失经济主导地位，停滞20年，积累率从20%几乎降为零。而中国，则一举跃升为亚洲核心国家。
再看欧洲，欧洲经济一体化前期取得成功，是因为和平与资本自由化，一旦把“自由”扩大到人的自由，即劳动力自由流动，整个欧洲就承受不了。
2008年欧洲爆发债务危机，背后是长期的“高福利，高享受”，生活方式不积极，人口严重老龄化，生育率和积累率极低，“一不生孩子，二不储蓄，吃光分净”，投资不足使经济停滞。以“全球化”“市朝”为普世价值的西方发展模式，在世界范围内似乎也走到了拐点，泡沫经济膨胀，似乎随时到处可以崩盘，世界性两极分化加重。
全球范围来看，西方大国中，只有美国还有很大移民空间，欧洲、日本算不上什么大国，发展潜力基本饱和，将在既有发展水平上长期停滞。欧洲经济一体化，只能停留在贸易和资本自由的层面上，人口自由流动、政治一体化都不可能，依靠美国强化北约军事力量，作用有限。欧洲近期的“难民潮”，已经发展为连续恐怖袭击。德国在2016年7月份8天之内竟遭超过4次恐袭，已丧失往日的宁静和安全，这似乎预示西方化使某些文明走入绝境。这就是“发达国家陷阱”，它们病得难道不轻吗？